王光美：少奇和我在文革的日子

姚磊

王光美：少奇和我在文革的日子Sample Text


文史长廊: 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说：“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还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8 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当天没有拿出来，大家都不知道。5日下午，少奇同志还按外交部的原定安排，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少奇会见结束回家，周恩来同志打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再出面会见外宾。是少奇同志亲自接的电话。他什么也没问，就说： “好。”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意见，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虽然还在常委名单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明显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他还请求辞去所任职务，说：中央常委、国家主席、毛著编委会主任，不适宜了，担任不了。少奇同志发言后，林彪当即说“好”，站起来主动同少奇握手。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当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规定这次选举结果不传达、不公开。8月18的公开，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或常委讨论。这时离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不过五六天。

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从此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同志四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只说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没有任何程序、手续，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少奇同志等四人的副主席职务，就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林彪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选举时还不是副主席，是后来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补选的，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却成了惟一的副主席。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革命黑帮”、“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的鼓动下，红卫兵纷纷杀向社会，揪斗领导干部和知识界的名人，随意打人、抄家，毁坏文物古迹。正像林彪说的：“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有几次红卫兵组织抄家，有的孩子也跟去了，完了回家还兴致勃勃地讲，以为是参加了“革命行动”。有一天，平平和源源在吃饭时，又说起晚上要跟着同学们去抄家。少奇一听，当时就说：“你们不要去。”

吃完饭，少奇把孩子们叫过来，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不能让它毁于一旦。”他还说： “《宪法》是我主持通过的，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不堪回首的岁月

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在全国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

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

有一天，陈伯达约我到钓鱼台谈了一次话。他没有讲什么重要问题，只是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事，还讲了一位“秀才”怎么去见情妇的逸闻。我以前在一些事情上帮助过陈伯达。他这次找我谈话，好像是因为随着运动的进展，马上要批判我了，他用这种方式答谢我一下。

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

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他的检讨，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的，尽管他思想上并没有想通。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的一次小会上，除过去检讨的内容外，少奇同志对请示过毛主席并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有许多重要事情虽然是经过了主席才作出决定的，但是没有让毛主席充分考虑，而是例行公事或经过一下毛主席，就轻率地作了决定，或者在作出决定之后，再经过一下毛主席就发出了。因此，我并没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真实意见……经过毛主席看了一下，但并没有取得毛主席赞同就作出了决定，因此发生的那些错误，我同样负主要的责任。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问题反复商量、反复酝酿不够，这是我多次犯错误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同志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1966年11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我心里难过，走进她们住的房间，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记。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为什么要生我？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心如刀绞，不由自主地拿着平平的日记本，走进少奇同志办公室。少奇抬起头，发现我满脸泪痕，有些吃惊，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

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叫来，对他们说：“我犯了错误，可能要批判我几个月，你们要经得起考验和锻炼，要经得起委屈，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许多革命前辈都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他还说：“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老家种地。我的职位高，对党的责任大，犯了错误影响也大，但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保证一定能改正错误。”

12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涛谈话，拉她造反，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少奇彻底划清界线。”江青还说：“这些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

由于江青的唆使，刘涛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经王前口授，刘涛在聂真家写了诬陷少奇的大字报。那是1967年1月3日。在这之后，黄色大字报纷纷出笼。少奇对此非常气愤，说：“国民党骂了我几十年，还没有用这种语言！”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了个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事件。造反派冒充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打电话来，说我们的女儿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了，要我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

我实在想不到，这些人会使出这种丧失人性的手段。听了这个消息，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少奇同志一听，也焦急地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这时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觉得女儿是为了他而受到牵连，坚持要去医院。他见我犹豫，对我说：“你跟我的车去！”他还以为他的吉斯车外出能安全。

我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一下车，就见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里，没见到平平。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我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万不能让少奇同志落在他们手里，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没有想到少奇会亲自来，一开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马上就走，还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卫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架起少奇坐回汽车里，开回了中南海。

造反派把我绑架到清华大学。在车上我责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他们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

周恩来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报告，一面给蒯大富打电话要他放人，一面派秘书孙岳同志赶到清华大学要人。在总理的干预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见我终于回家，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1967年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由于改变作息时间，安眠药给得少，少奇同志几天没有睡好觉，再加上这件事的刺激，4月8日晚上突发神经性昏厥，面色青灰，嘴唇发黑。我赶紧通知门诊部。大夫来给了几片药。少奇几个小时后才恢复。

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作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尽管少奇以前曾多次向我说过“死后把骨灰撒在大海里”，但这时听到这个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还是忍不住哭了。我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少奇平静亲切地望着孩子们，肯定地说：“会把骨灰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够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说完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大事，从桌旁站起来，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然后，在孩子们的注视下，离开饭厅，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4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我们的三个孩子作人质，到中南海揪我。那天我已经作好了被关起来的准备，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带上了。大约早晨 6点半左右，造反派把我带到清华大学主楼一间屋子里。那里早已坐满了造反派，摆开阵势要审问我。他们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我针锋相对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没问几句，造反派要我穿上出访印尼时穿的衣服，以便拉到外面去斗。一开始我还天真，反复和他们讲道理。我认为中央只是同意我来检查，我检查可以，为什么要穿那个衣服呢？而且4月初的北京还挺冷，那些绸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凉。哪知造反派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上来几个人强行给我穿上旗袍，还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说这是项链。我向他们抗议：“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可他们根本不管。

造反派又七嘴八舌地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尽可能据实回答。那时《红旗》杂志刚发表一篇文章，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推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造反派反复逼我，要我对这篇文章表态。我说：“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来，威胁说要把我的话记录在案，今后算总账。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声说：“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我没有‘怀疑一切’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大骂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顶他们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共产党员。”“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好话，坏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是不摆事实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造反派将我拉到大操场。中央通知我是来检查，可会场上完全是批斗，自始至终不让我讲一句话。整个场面极为混乱，吵吵嚷嚷的，我什么也没听清。我在批斗会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干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台子上陪斗，心里难过极了。批斗会后，造反派将我押回房间里，又审问了两次。

周总理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7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造反派扣下了他们从我家里抄去的衣物。

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

4月15日和20日，我抱着一线希望，先后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我在信中叙述了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和4月10日批斗大会的情况，对造反派的种种污蔑作了申辩。对所遭受的一切，我不服气地说：“我决不是坏人，刘少奇也决不会是假革命或反革命。”信送上去以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毛主席有没有看到就不知道了。

6月初，为少奇同志做饭的厨师郝苗同志被秘密逮捕。后来，另一名厨师也被勒令离开。这样一来，身边工作人员更不敢对我们留情。

自从少奇受到批判以后，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亲戚无故受到株连。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那已经年迈的母亲，最早被迫搬出中南海。我时时牵挂她，却无法见面。

直到平平也被关入看守所,平平发现看守所里放风倒便盆时，别的监舍的人都跑得很快，惟独旁边一间的人动作特别慢，听上去步履蹒跚像个老人，但又什么也看不见。有一次她趴在地下，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往外看，看见一双小脚，终于认出那是外婆的脚。于是，在下一次放风的时候，她等外婆倒完便盆回来，就哭着大喊“外婆！外婆！”只听见外面“咣当”一声，一只便盆掉在了地上。

这是平平和外婆的最后一点联系。从此，平平再也没有听到外婆的任何动静，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原来，外婆被转到秦城监狱，1971年10月摔了一跤后病重，1972年7月15日因脑血栓发作去世。在外婆被抓以前，平平曾去北长街看过她。外婆交给平平一个存折，让平平帮助去取点钱。谁知钱还没取回来，外婆就被抓走了。平平一想起这事就特别难受。

我们的儿女受我们牵连，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不得不时时为儿女们的遭遇和前途感到揪心。少奇也一样。特别是我们的小女儿小小，那时只有6岁。

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少奇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少奇说：“这怎么可能？”我说：“不是有许多先烈都把孩子带到国民党的监狱里去吗？”少奇说：“那是在监狱里边生的。”

带走不行，不带走吧我们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时没了主意，问少奇：“那该怎么办呢？”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托给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嘱我：“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决定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泪水夺眶而出。赵淑君阿姨是1958年经组织选调到我们家的，多年来为我们家带小孩，任劳任怨，帮了我们很大忙，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也只有把小小托给她了。我含泪找出两张少奇和我的照片，到后院去找赵阿姨和小小。她们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我强忍痛楚，向阿姨讲了少奇的决定。当我把照片交给她的时候，眼泪再也止不住，哗哗直流，泣不成声地说：“老赵，小小就托付给您了，无论如何要把她带大。今后，你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了……”我紧紧地抱住小小，失声痛哭……

7月中旬，造反派围攻中南海。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写出检查。少奇写完交出后，又马上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我们默默地作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他们组织了几批造反派，在批斗少奇和我的同时，也分别批斗了小平、卓琳同志和陶铸、曾志同志。

1967年11月27日，我被押送秦城监狱，监号是67130。

我在秦城监狱12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无所事事，漫长难熬。没事时，就老琢磨墙上不知什么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关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当然是不得要领。没事还老盼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有机会说话。

1969年10月17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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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　优雅地离开


南方周末　  　2006-10-19 16:25:55
□本报记者　赵凌
　　

王光美一生悲欢跌宕

　　10月13日凌晨，前国家主席刘少奇遗孀王光美女士平静离世，享年85岁。亲属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摆设灵堂，低调接受吊唁。身边人士说，王光美9月已进入病危，最后时光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1921年，王光美出生于北京西单旧刑部街32号。旧城改造后，这里是如今宽阔的西长安街。26岁时她从这里飞往延安开始革命生涯。1949年，王光美以领袖夫人身份回到北平，住进离家不远的红墙内的中南海。46岁时她从这里被逐出投入监牢。2006年，85岁的王光美在中南海几步之遥的医院走完最后人生。

　　从生到死，这个红墙内外的方寸之地浓缩了她的一生。
　　

　　拒绝了美国

　　陪刘少奇出访印尼时的高贵优雅，文革中被迫套上旗袍挂着乒乓球接受批斗的屈辱，倚在船舷一捧捧洒下刘少奇骨灰时的痛哭，这一幕幕历史场面如同烙印打入很多中国人心中。

　　王光美跌宕的人生总是和刘少奇连在一起。然而，她的一生中有过两段独立的时光，即学生时代和晚年岁月。而这两段属于她自己的历史却鲜为人知。

　　1921年，王光美出生于一个旧官吏家庭，当时正值父亲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遂取此名。其父王治昌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官至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长。母亲董洁如亦出生在富有的盐商家庭，受教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文革”中死于狱中。

　　王光美排行老七，下有四个妹妹。家庭中另外一个为人熟知的人物是六哥王光英，他后来成为“红色资本家”，并创办光大银行。

　　和有些革命领袖夫人不同，王光美接受过最好的学院教育，在理科方面尤为突出。高中时王光美就有“数学之王”的称号，后来考取了辅仁大学数理系并读至研究生。她是中国最早一批理学硕士。这位后来以革命政治为生的领袖夫人，晚年仍能记起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利用光学来测量距离》。

　　“我受‘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学习原子物理，学成回国搞建设。”王光美晚年时说。她自称理想是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的人。她的老师为她写了留学推荐信。“我最后一次上完他的课离开辅仁大学，没有向他辞行，等于不告而别。因为我离开辅仁不是去留学，而是准备去军调部*代表团当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同他讲。”

　　王光美英文纯熟，70岁时仍能阅读英文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然而，也正是这一特长，奠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基调，将她一路送到了延安。

王光美与丈夫刘少奇和女儿在一起

　　1946年，国共和谈成立军调部，因为她出色的英语，被地下党推荐担当翻译一职。和谈失败后，组织上要求王光美前往延安。也正在此间，王光美之前申请的两所学校寄来录取信。一个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学专业。“但那时我已经到了军调部，去不了了。”晚年的王光美简单地用一句话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20年后，在“去哪里”这个人生重要抉择上的一点点“犹豫”也成为她的罪行。王光美之女刘亭亭在接受杨澜采访时回忆，“文革”中看大字报，说母亲曾经在去延安和美国之间犹豫。当时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回家便质问母亲。王光美坦诚地说，“我是犹豫，我(拿的)是全额奖学金，而且是最好的学校，是我梦寐以求的要去读的博士。”

　　年轻的王光美最终拒绝了美国，拒绝了另外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可悲的是，20年后她却被冠上“美国特务”的罪名。

　　1946年8月，一架小飞机载着王光美飞赴革命之地延安。这次飞行，让她彻底远离了居里夫人的梦想，却让她走近另外一种生活，成为她未曾预料到的、一生悲欢跌宕的领袖夫人。
　　
　　关于刘少奇的三个记忆

　　1963年11月，王光美作为第一夫人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携夫人出访，迄今都有标志意义。当时一袭白色旗袍的王光美给中印两国公众均留下深刻印象。

　　对王光美而言，这是一次诚惶诚恐的政治任务，之前她专门就服装和礼仪问题请教了宋庆龄。四年后，这一美好形象却被丑化后在清华上演。

　　出访印尼被外界认为是王光美和刘少奇20年婚姻生活中，作为主席夫人最为耀眼的时刻。因为出身和学养，在当时的共产党领袖夫人中，王光美卓尔不群。1948年，27岁的王光美和50岁的刘少奇结婚。在此之前，刘少奇有过五段坎坷婚姻，并有前妻留下的子女。

　　和自己非常尊敬的首长结婚后，这位知识女性就开始以辅助料理丈夫的事务作为自己全部的生活。王光美以自己温婉的性格给了刘少奇生命中最为安定的一段家庭生活。

　　若干回忆录都将他们描述为政治夫妻中美满的一对。他们常常两人一起散步，这让毛泽东非常羡慕；在中央内部舞会上，他们总是雷打不动地跳第一支曲和最后一支曲。王光美在日后的回忆中，常常提起的温情场面有三个：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开完会赶来的刘少奇亲了她一下；“文革”中在家等待批斗时，刘少奇帮她整理衣服；两人的最后一面，批斗间歇，在书房，“我就心疼他，给他点水喝，然后他喝了一杯水，真惨，就这些点滴的印象，难以磨灭。”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王光美访谈录》作者黄峥相信王光美和刘少奇之间存在坚贞的爱情。黄峥说，综观历史和文献，即使在刘少奇最困难的时刻，周围人包括一些亲属都来污蔑刘少奇，王光美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他任何坏话。今天，在王光美位于木樨地的住所，到处都是刘少奇的照片。

　　从1967年4月清华批斗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王光美即使在那样极端的气氛下，每一句回答仍充满着对抗、保留和智慧，执著捍卫自己的丈夫。“文革”初期，王光美曾问刘少奇，“为什么我们被描绘得那么丑陋，可我们之间却没有怨言？”刘少奇回答：“因为相互信任。”

　　1967年，王光美以“美国中情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的罪名被投入秦城监狱，走出公众视线，开始了12年隐秘的监牢生活。“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今天是上午、下午、阴天、晴天……那个监狱的床，是木炕，但是矮……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

　　在毛泽东“爸爸已死，妈妈可以见”的批示下，1972年8月17日，王光美在狱中见到了离散五年的孩子们，也是在这一天她知道刘少奇已死三年。
　　
　　晚年一笑泯恩仇

　　“她穿着黑色的狱衣，花白头发已经过肩，但气质非常好。”翠明庄宾馆前员工李红仍然记得初见王光美的那一刻。

　　1979年，经历12年监牢生活的王光美出狱，被暂时安排至中组部招待所翠明庄。服务员李红被安排专门负责照顾王光美。“她的头发很长，我帮她理了发。她不断地说谢谢，特别和蔼。”

　　“过了一会儿，她的四个孩子们就来了，抱着就哭，看着那样，我也落泪。后来我也给亭亭理了发。”时隔27年，已经退休的李红仍记得，王光美的房间号是214。

　　公众再见王光美是她从河南省省长手中接过刘少奇骨灰，她长时间将脸依偎在骨灰盒上的样子，让所有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动容。

　　恢复名誉后，王光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却并不多言政治。她将晚年的大部分精力投入救助贫苦母亲的慈善工作，并在基金会资金短缺时，拍卖了母亲留下的古董。

　　黄峥说，王光美一直保有一种乐观宽容的大爱。恢复名誉后，她不太愿意再谈过去的遭遇，她喜欢向前看；她仍保持着和刘少奇前妻孩子们的友好来往，即使他们中有人在“文革”中深深地打击了刘少奇；她每年都去看望因刘少奇受牵连的时传祥家人；她把女儿孝敬她的美元总是源源不断地捐出去。
　　
      晚年的王光美仍保持着散步和游泳的习惯，每天必看《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在83岁高龄之际，她组织了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的庞大聚会，这个“一笑泯恩仇”的举动被媒体广泛报道，也引来无数议论。在黄峥看来，这是王光美“以大局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的胸怀，是她贯穿一生的原则。据说，在她家客厅正墙上，仍挂着1962年毛泽东看望刘少奇一家时的合影，就在这里，她接待来自各界的访客。

　　年轻时的王光美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她说，我是“飞”到延安去的，没有和别人一样吃苦；她很长时间没有写入党申请书，是因为看罢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觉得自己离党员标准太远；她没有马上同意和刘少奇结婚，是觉得自己连党员都不是。

　　晚年的王光美仍在说，自己不应该享受这么高的待遇，这些待遇都是给刘少奇的。

　　2000年，《忠贞》(原名“开国元勋的夫人们”)剧组为王光美制作了长达70分钟的节目。制片人姚言说，在不开空调，紧闭窗户，4000瓦聚光灯的照射下，王光美坚持完成了四个小时的录制。回顾自己一生时，她在节目中感慨：一个人不经历坎坷，人生就不会丰富，对劳动人民的理解也不会深刻。

　　王光美和刘少奇育有一子三女，儿子刘源现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大女儿刘平平，美国营养学博士，曾任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二女儿刘亭亭，哈佛商学院毕业，目前从商；三女儿刘潇潇，定居海外。

　　1979年，王光美和她的儿女们参加了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她在回忆录中说，“这是10多年来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人们认出了我，纷纷来同我握手、拥抱，有的同志拉着我的手失声痛哭……我眼含泪花，向人群深深鞠躬，高兴地说：我又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是人民解放了我。”(部分资料参考黄峥《王光美访谈录》)(P118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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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人S.H.E

刘少奇
个人比较崇拜的人~嘿嘿`